他們眼中的香港一九四九 .謝曉陽、朱一心

一月 7, 2010 at 21:10 | 張貼於China, history, Hong Kong | 發表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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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四九香港風起雲湧。大量撤至香港的國軍殘部,挾江浙紡織工業南下的創業者、生意人及地主,懷抱理想的文藝青年,還有左翼文化活動分子,以及眼看這一切的 香港華人及英國人,均見證一九四九激盪的歲月,改變了自己的生命軌跡,日後為這城市帶來深遠影響。一九四九,是每一個目擊者所不能忘記的。


劉以鬯

南來作家,融合西方意識流文學和五四新文學,改變香港文學史。

我 第一次來香港,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那天是我的農曆生日。當時北方已有戰事,我在上海開的懷正書局經營上遇到困難,很多書店關門。那時我有一個堂姐在 香港,便想到來香港,再透過香港向海外推廣書籍發行業務。那時美鈔比較穩定,我還換了一些美鈔夾在書裡帶來香港。但沒有想到,一住就數十年,到八十年代, 才回了一次上海。

當時,《星島晚報》副刊《星座》有一個欄目,可刊登大約二千字的短篇小說,我就投去了,沒想到,一投就登出來了。那時候 很多南來文人像徐訏、南宮博等,大都以寫稿來賺取生活費,一個月的稿費,基本上可以支持一個月的生活開支。一些南來作家不僅帶來新文學的寫作方法,甚至打 破了部分報章本來不接受外稿的作業方式,對香港文壇產生不少影響。而香港本地作家,以寫通俗言情小說為主,像三蘇,當時也非常受歡迎。後來,我開始主編 《香港時報》副刊版,在香港寫作。(謝曉陽)■

李龍鑣

來自大地主家族,為避共舉家來港,在自由空間裏重振生意網絡。

我們家在廣東汕頭是大地主,國共爆發內戰後,我們知道共產黨將會奪得政權,便決定全家移居香港。四九年六月,父親死在泰國,我和母親從汕頭坐飛機來港,那時我才十六歲,機場就是昔日香港的啟德機場,非常簡陋。

到香港後,我在高主教中學唸書,還記得當時的街道上,包括港島的文咸東街、九龍的上海街及九龍城等,都看到很多斷手殘腳的國軍傷兵,睡在「騎樓底」,真是很可憐。那時他們雖沒地方睡,但還是不用捱餓的,政府及民間都有慈善團體派米給他們。

那年,我們在九龍城開了一家「天星製衣廠」,產品主要運往中東、非洲及西印度洋等地,生意還不錯。

韓戰爆發,對我們也沒影響。最記得當時的工人很勤奮,天天加班也不埋怨,我們請的大多是潮州人,同聲同氣。我想,若不是來了香港,在這裏有自由的空間做小生意,我們一家人在大陸的政治運動中,也許活不到今天。(謝曉陽)■

林偉幹

中共地下黨員,在左右爭鬥中隱藏身份,積極宣傳愛國精神。

我 今年八十八歲,原是中山五桂山人,一九四三年加入共產黨,在廣東人民抗日義勇大隊的游擊戰中負責財務。四四年十二月,頸部被子彈穿過,由東江縱隊的地下黨 員送我到香港的東南醫院醫治,和香港的地下黨接頭,當時是單線聯絡,和我聯絡的人姓陳。病好後,在加拿大的父親給我一筆錢,我就在香港軒尼詩道開了一家商 店。不久,一群中山同鄉來探我,大家都是同情共產黨和游擊隊的人,便一起組成「中山青年聯誼會」,我是幕後領導,不出面。

解放後,受陳的 指示,我出面組織了「聯青歌詠團」,唱愛國歌曲。當時地下黨的身份都保密。廣州解放前夕,我坐地下黨交通船到惠州,參加廣東支前司令部,我做財政部科長, 不久就遇上解放廣州,國民黨走人,後來又派我出任珠江地委的財政政治部長,管中山及順德一帶。開放改革後我前往香港粵海公司做進口部經理,六十六歲時退 休。(謝曉陽)■

韋基舜

香港本地成長華人精英,見證上海帶來的衝擊與共產黨的文化活動。

我父親是越南華商,後來在香港開藥廠。四九年時,我十六歲,在華仁中學唸書,家住跑馬地。還記得從四八年底開始,國共內戰非常激烈,已有大量移民南下香港,我的印象中,能夠來的,不少都是有錢人。像一些上海商人,他們就帶著金條來。

我 那時也經朋友介紹,認識了一名上海來的女孩子,還常陪她到銅鑼灣、北角一帶新開的上海菜館吃鍋貼。有時候,我們也會到山頂「西人區」的牛奶公司飲冰和吃三 文治。當時牛奶公司的餐牌都是英文的。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建政後,那位女朋友的家人便以為大陸和平穩定了,帶她回去,從此,我們都沒再見過了。

當 時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頻繁,多以工會、歌詠團、讀書會等形式出現。我當時讀英文學校,沒有參加那些讀馬列書籍的讀書會,參加的多數是唸中文中學的同學,還 記得有一些讀書會在灣仔舊樓的天台,當時各幢樓的天台是打通的,開會前虛張聲勢,就有警察來趕,學生就從天台離去。(謝曉陽)■

萬榮勝

新界原居民,四九年港人對百萬難民開放及接納,至今以此為傲。

一 九四九年的香港新界,鄉村都是稻田,圍村依山而建,山間寧靜,渺無炊煙。我在粉嶺平輋村的生活在四九年前後並沒兩樣。有一天,我正下田,隨意看看四野,突 然感到山上不同了,怎麼多了一些帳篷及木棚屋,還有炊煙;他們就是我到石湖墟(新界一個大市集)賣米時人家說的中國變色的逃亡者嗎?我當時沒想什麼,一樣 的種稻米,一樣的田埂。後來木棚越搭越多,他們不偷不搶,搭間屋住就由得他吧!我們的穀也偷不動,不打穀哪有米!

我是新界平輋村第二十四代原居民,家族在平輋已五百年,世代務農。記憶中的四九年,家裏不常吃到白米,也常吃蕃薯,所以也很了解南來人的憂患。我在新界的耕種日子越來越艱辛,五六年我只好到英國唐人街餐館打工,現時我在英國已有自己的餐館,退休後每年回港短住。

我仍以一九四九那段日子為榮,香港人很開放,沒抗拒這些人,既來了就讓他們在這裏生活。(朱一心)■

唐翔千

香港政務司長唐英年之父,在港延伸江浙紡織工藝及上海傳統人脈。

若 不是一九四九,上海解放,我就不會來到香港。五零年我從美國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後,江浙一帶的工廠不少已關閉或重組(直到五三年進行民族資本家改造),與 雙親商量後,我改變回國的決定,轉到香港;初來時我在銀行任職,心裏卻懷抱唐家無錫布莊五代相傳的傳統理念──實業興國利民。

在港工作三 年後,我存下第一筆錢,匯合一班朋友,重拾家族紡織實業,辦了一家小工廠。第一次合作未幾便拆夥,不過,我骨子裏是個開創者,未幾又與安子介及周文軒等, 創辦一家有二百台紡織機的中型紡織廠,經歷十八年,終於創立自己的紡織加工廠──半島針織廠有限公司,結合紡織染製衣整套生產線。之後我嘗試引入及改良棉 花,並主動改用中國原材料。我感到不少四九年南來的創業者有一份與現代人不一樣的精神,就是堅持「實業救國」。走到八十年代,為適應潮流,我再創辦電子工 業美維集團,經二十年的努力,集團現已進入高端科技的行列。(朱一心)■

朱文璞

四九南下國軍,來港入住調景嶺難民營,後衝出調景嶺赤手打拚。

六 十年前我的名字並非朱文璞,我是來港後改名換姓的,至今我仍不想披露真名。我曾是南京中央大學學生,十六歲參加太湖抗日游擊戰,一九四二年又以學生身份參 加中國遠征軍新三十八師,隨孫立人將軍抵達緬甸,後撤往印度蘭姆珈基地整訓。當年跟隨孫立人將軍的國軍,今天都已老去,我也住進護老院。

我於四六年本已退役,四八年又被徵召入反共青年救國軍,而後遭到解放軍全面的清剿,上海市政府原新四軍的有關領導念及太湖抗日游擊戰的情誼,遂替我們共五十人辦理赴港證件,我從一九四九年開始伺伏,等待機會,五零年隻身坐火車來港。

到港後跟隨戰友入住調景嶺營,在那裏雖然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隨處飄揚,但部隊的建制和番號已經完全混亂。為了生存自救,我不願依賴救濟,遂選擇離開調景嶺,雖然不懂廣東話,但在部隊學會駕駛,獲得香港啟德機場運輸沙石的泥頭車司機工作,開始在香港落地生根。(朱一心)■

Mark Williams

香港土生土長英國人,來自中國海關高級公務員家庭。

六 十年過去,我仍感到一九四九年那份不安埋藏心底,在我歡愉的童年裏留下了斷肢的難民的身影。在那動盪的年代,我每天都愛在半島酒店對面的YMCA籃球場打 球,但擦身而過的大人都在談論國共戰況。我和母親走進電影院看唐老鴨動畫,開場前仍是戰爭新聞,眼前共軍已追到一處山邊,開槍和追截……

我 是香港出生長大的英國人,父親Leonard Williams是中國海關(前稱大清皇家海關,一九一二年改為中國海關,實由英法美三國派員合管,二九年後職權擴充至海關及郵政管理)的高層,父親的海 關船曾與走私者駁火,開了一百八十七槍,獲得英國政府頒授英勇勳章。五零年中華民國政府把中國海關取消,結束一百二十年的中國海關,父親也因此失業。

我心裏的香港是個獨特的地方,大家在這裏最終感到生活很安全。一九四九,那年許多人都在談論中國打來了,但最後很多人都沒離開,像我父母,最後都選擇了香港。(朱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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