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ew Rules 2009-2012 Are Here!
二月 6, 2010
New three length zone; no more “about to round a mark.”
The previous rule 18 (which is the rule for rounding or passing marks and obstructions) began to apply when boats were “about to round or pass the mark or obstruction.” Though this was a useful, self-adjusting criteria given the varying speeds and levels of boat handling in the wide spectrum of boats and conditions that are raced under, it was also very vague and almost arbitrary. The new rules now create a definitive location where rule 18 begins to apply. It is when the boats reach the Zone, which is now three lengths from the mark (see definition Zone; note that sailing instructions can change the Zone to two or four lengths; and team and match racing are staying with two lengths, and radio-controlled boats are staying with four). The game change here is that even if the boats are approaching the mark quickly and/or have a lot of sail handling to perform before rounding the mark, outside right-of-way boats do not need to start giving room until they or the inside boat reaches the Zone. However, outside boats are required to give the room the moment either of them reaches the Zone, so they must be ready for that obligation. And for boats clear ahead of others, they are “safe” from being overlapped on the inside when they reach the Zone, which is now three lengths from the mark, not two as in the previous rules.
Star Aquarius in Victoria Harbour
二月 6, 2010
政府修訂樓宇強制拍賣重建的門檻
二月 6, 2010
政府以贊助形式購買商業電台時段，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今日起連續四個星期六的早上，在電台接聽聽眾電話。林鄭月娥指，目前正檢討市區重建策略，希望透過電台節目，聽取市民對市區重建意見，強調不會「一言堂」。馬頭圍道塌樓意外，令外界關注應否更著重市區重建工作，林鄭月娥指，檢討應以地區為本，但有些舊樓日久失修，需要重建才能解決問題。有舊樓業主致電反映，欠缺專業知識進行維修，亦有業主指，舊樓設施殘舊，希望有發展商收購重建，但未獲所有業主支持。林鄭月娥指，針對五十年以上樓齡舊樓，政府修訂樓宇強制拍賣重建的門檻，由九成業權降至八成，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她又承認在整合統籌幫業主進行維修方面，有改善空間。
在拉美改革中探索人性 ．朱一心
一月 13, 2010
| 香港戰地女記者張翠容闖蕩拉美，透過拉美國家失業率高企和通貨膨脹、血汗工廠的慘痛教訓，探尋轉投社會主義的前因後果，並寫出動盪和災難的環境下的人性。 |
| 他們一個受夠了社會主義！一個受夠了資本主義！二十年了，一個向右走，一個向左走，我很想知道他們是怎樣回顧這一場改革——這是張翠容對東歐和拉丁美洲的觀察和思考。
香 港資深記者張翠容口中所說的兩個世界，正是積極走向社會主義的拉丁美洲國家，以及投向資本主義的東歐國家。兩種主義，幾許癡迷！零九年剛好是柏林圍牆倒下 二十週年，地球大面積向資本主義傾斜，她感到全球像對自由經濟著了魔，似乎在溫飽和自由面前，只有一條路可走，惟有拉丁美洲國家完全破格，走上二十一世紀 社會主義之路，切·格瓦拉（哲古華拉）的旗幟仍在拉美的土地上飄揚。 為記錄這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向來馬不停蹄的張翠容，零九年大部分時間都留在香港，目的是完成新書《拉丁美洲真相之路》（馬可孛羅文化出版，十月出版），新書甫上架，她又在一個凌晨坐上飛機，繼續追尋東歐向右走之路。 零九年是古巴革命五十週年，張翠容希望透過上世紀九十年代前拉美國家在走資本主義道路過程中，出現血汗工廠、通貨膨脹、外債和失業率高企等慘痛教訓，探尋轉投社會主義的前因後果。 書 裏探求的不再是東歐及中國紅色革命時代的社會主義，而是一種新的取向——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對於生活在自由經濟的大半個地球人，拉美興起的許多社會主 義名詞，如基督教社會主義與替代計劃等，或許真的很陌生，但在拉美那片土地上卻進行得如火如荼。拉美的向左轉，展現在政府積極推行土地再分配政策，重新國 有化及開展合作社，與上世紀的社會主義不同，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建構於民主基礎上，推行社區參與式民主，而國有化的經營結構也不盡相同，龍頭大阿哥委內 瑞拉已把石油國有化，又以石油資源的收益發展農業、旅遊和其他工業，並資助如雨後春筍般冒起的合作社。據統計，二零零八年委內瑞拉全國共有超過十萬個合作 社，由政府提供小額貸款和培訓人員，突破自由市場生存模式。然而，張翠容強調一點：「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也許還加進了一些宗教信仰的元素。」那正是 「解放神學」。 張翠容永遠風塵僕僕，月前從東歐回來就天天寫稿，很難空出一天來接受亞洲週刊記者訪問，解釋「解放神學」（傳教士從反思當權者的剝削，發展成有組織的對抗行動，甚至流血事件）與社會主義的關係。 張 翠容解釋說：「『解放神學』催促了這場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腳步，『解放神學』對抗右派的教會、地主勾結，令基督教再次成為窮人的宗教。」書中她選取的九 個國家，在這場浩浩蕩蕩的社會主義革命中都有各自的角色，全書厚達四百頁，分四部分，先以墨西哥、危地馬拉、薩爾瓦多三國作為拉美現時問題的切入點，從大 城市轉到山區及工廠尋找平民老百姓的生活真相，也尋找在財富背後和社會運動背後的故事；步履一路至中美洲，記錄血汗工廠及抗美干預的背景及現狀；第三部分 才是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核心——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及厄瓜多爾；第四部分是社會主義的實驗者——古巴。 張翠容說，寫這本書時雖然資源 短缺，日以繼夜寫作，但想起遠在拉美山區的貧民，反而很感恩：「對於許多旅行者，拉美很吸引，文化和藝術色彩絢麗，拉美人熱愛文學，詩歌尤其傑出，但我多 年踏足拉美，想的卻是貧富懸殊的現象，以及今日的改革現象是如何出現？」所以每一章節的前一頁她都以拉美詩句作開始，翻過浪漫熱情的詩，才是拉美的政治、 文化、社會運動及經濟，在面對全球化的形勢下所受的衝擊。 我們這邊的世界被新自由主義主宰，拉丁美洲卻已漸漸染紅一片天，這對我們有什麼 啟示？世界還有哪些可能性呢？是否只有二分法？細讀這書，張翠容透過採訪眾多官員、學者及平民，一起進行多角度思考，當然，不難看到在切·格瓦拉旗幟飄揚 的山區，很多人都很反美，張翠容也經常批評美國，然而，反美不是簡單的標籤，而是作者親眼目睹拉美多國成為美國附庸國的感受，還有那一段又一段拉美以外不 為人知的歷史。 當一九八零年中國改革開放時，拉美卻有二十萬瑪雅人被危地馬拉當局屠殺。為令讀者了解拉美複雜的政治宗教及修憲背景，作者用心良苦，在後記「烏托邦的善與惡」後再加入七章附錄。 社 會主義的實驗似乎從來都是在悖論中展開，合作社、南方銀行（國有資本成立的銀行，取代世界銀行實施貸款）與參與式民主（以社區委員會參與社區的政策）等； 會否再次成為「國家壟斷」，發育成為「通往獨裁之路」？還有，劃一的工資甚至低於法定工資的一半，工人的動力如何維持，收益又是否能如期還款？張翠容在書 裏其實也向左翼學者及政客提出尖刻的提問，包括社會主義要面對互相競爭、貪腐官僚、人文素養等問題？ 問題的核心，正是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仍逃不脫人類永遠的私欲和貪念，熱愛革命不等於不囤積財富，只是，革命現在才開始，這麼早就來拷問，是否來得太早？ 張 翠容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作者，她也是一位戰地記者，前作有《行過烽火大地》及《中東現場》等，多年來隻身遊走在世界動盪的角落，穿越邊境交通線，乘坐的往 往是公共巴士和火車，時常是十多小時的轉接挪移。探索拉美真相之路，比起直飛往目的地的旅遊書更有時間感和距離感，更像一本政經旅遊書。 僅是尼加拉瓜到巴拿馬一段，因為兩國沒有巴士直達，作者要先坐上十二小時的長途汽車，到達哥斯達尼加再坐上十八個小時的巴士，扺達巴拿馬邊境後又因巴士滿座，只好拿著重重的行囊在車站等待，邊境的龍蛇混雜、五光十色，就浮在眼前，她這樣寫道： 斑駁混雜的拉丁美洲 「到 達巴拿馬邊境已是晚上九時，一踏入邊境，就發現一間中國人開設的小店，在邊境做生意……這裏的都是廣東四邑人，可能是我久未說廣東話，跟老闆娘交談竟然結 結巴巴起來，再往破舊的橫街看，有一間小型賭場，亮著五光十色的霓虹光管，往來的人都有一副賊相（我無歧視之意），偶爾有幾位當地性感姑娘在街角等待，我 嗅到滿街垃圾的味道。我的心跳有點急速，幸好巴士很快來到，我立刻跳進車廂，又一場午夜快車在上演。」 很快便進入其他拉美國家，書中有富 人有窮人，有支持改革者有反對者。帶著張翠容到家裏吃飯的合作社女工是社會主義改革支持者，一家人熱血沸騰談改革，但當張翠容走入更深的山區，帶著她到破 舊的房子的嬸嬸卻被社會主義遺忘，她從不知什麼是合作社，卻扭開家裏水龍頭，訴說著貧困的辛酸。午夜快車再往南美走，玻利維亞又是另一番風光，切·格瓦拉 的旗幟飄揚，超過一半人口的原往民撐起了改革的半邊天。 兩種主義，幾許癡迷！拉丁美洲的革命，是浪漫與暴烈並存，張翠容的書，是人民的關 懷與思辯，縱然作者仍存在理想主義情感化的主觀看法，縱然作者也存在對剝削與被剝削的成因簡單化的看法，然而，作者卻能丟棄知識分子慣常的理論分析和傲 慢，以謙卑的寫作態度啟動讀者對拉丁美洲的思考和認識。 正如張翠容說：「這不是一本學術的書，也不是什麼大論述的書，而是一本關於人性的書，靜靜地記錄在一個充滿動盪和災難的環境裏，人如何仍能擁抱美好社會的盼望，並拿出無比的勇氣去實踐，即使過程中也有錯失的時候。」■ |
BEIJING, Jan. 12 (Xinhua) – China’s missile interception test Monday accorded with its defensive military strategy, said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Jiang Yu on Tuesday.
China conducted a test on ground-based midcourse missile interception technology within its territory on Monday.
“The test was defensive in nature and targeted at no country,” said Jiang, adding it was in line with the defensive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that China had always pursued.
China had always taken the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its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wa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she said.
The test would neither produce space debris in orbit nor pose a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orbiting spacecraft.
老鼠愛大米
一月 8, 2010
這首歌當時被稱為「網絡歌曲」，由一九七九年出生於武漢的楊臣剛所創作。當這歌於零四年在中國互聯網上傳開時，誰也沒料到在兩年後它會紅遍華人世界，被翻唱成各種版本…… 單就中文版，就有王擧文、楊臣剛、香香等，香港的Twins還唱了國、粵語二種版本；英語版鬧雙胞——有Pen Island Boys演唱的Cause I Love You和San Panith主唱的Mouse love rice；此外還有日語版、韓語版、越南語版和高棉語版等。不論專家們的評價如何，這首歌曲可說是繼八十年代崔健的《一無所有》之後，中國內地音樂創作對境外最大的輸出。
他們眼中的香港一九四九 ．謝曉陽、朱一心
一月 7, 2010
| 一 九四九香港風起雲湧。大量撤至香港的國軍殘部，挾江浙紡織工業南下的創業者、生意人及地主，懷抱理想的文藝青年，還有左翼文化活動分子，以及眼看這一切的 香港華人及英國人，均見證一九四九激盪的歲月，改變了自己的生命軌跡，日後為這城市帶來深遠影響。一九四九，是每一個目擊者所不能忘記的。 |
| 劉以鬯
南來作家，融合西方意識流文學和五四新文學，改變香港文學史。 我 第一次來香港，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那天是我的農曆生日。當時北方已有戰事，我在上海開的懷正書局經營上遇到困難，很多書店關門。那時我有一個堂姐在 香港，便想到來香港，再透過香港向海外推廣書籍發行業務。那時美鈔比較穩定，我還換了一些美鈔夾在書裡帶來香港。但沒有想到，一住就數十年，到八十年代， 才回了一次上海。 當時，《星島晚報》副刊《星座》有一個欄目，可刊登大約二千字的短篇小說，我就投去了，沒想到，一投就登出來了。那時候 很多南來文人像徐訏、南宮博等，大都以寫稿來賺取生活費，一個月的稿費，基本上可以支持一個月的生活開支。一些南來作家不僅帶來新文學的寫作方法，甚至打 破了部分報章本來不接受外稿的作業方式，對香港文壇產生不少影響。而香港本地作家，以寫通俗言情小說為主，像三蘇，當時也非常受歡迎。後來，我開始主編 《香港時報》副刊版，在香港寫作。（謝曉陽）■ 李龍鑣 來自大地主家族，為避共舉家來港，在自由空間裏重振生意網絡。 我們家在廣東汕頭是大地主，國共爆發內戰後，我們知道共產黨將會奪得政權，便決定全家移居香港。四九年六月，父親死在泰國，我和母親從汕頭坐飛機來港，那時我才十六歲，機場就是昔日香港的啟德機場，非常簡陋。 到香港後，我在高主教中學唸書，還記得當時的街道上，包括港島的文咸東街、九龍的上海街及九龍城等，都看到很多斷手殘腳的國軍傷兵，睡在「騎樓底」，真是很可憐。那時他們雖沒地方睡，但還是不用捱餓的，政府及民間都有慈善團體派米給他們。 那年，我們在九龍城開了一家「天星製衣廠」，產品主要運往中東、非洲及西印度洋等地，生意還不錯。 韓戰爆發，對我們也沒影響。最記得當時的工人很勤奮，天天加班也不埋怨，我們請的大多是潮州人，同聲同氣。我想，若不是來了香港，在這裏有自由的空間做小生意，我們一家人在大陸的政治運動中，也許活不到今天。（謝曉陽）■ 林偉幹 中共地下黨員，在左右爭鬥中隱藏身份，積極宣傳愛國精神。 我 今年八十八歲，原是中山五桂山人，一九四三年加入共產黨，在廣東人民抗日義勇大隊的游擊戰中負責財務。四四年十二月，頸部被子彈穿過，由東江縱隊的地下黨 員送我到香港的東南醫院醫治，和香港的地下黨接頭，當時是單線聯絡，和我聯絡的人姓陳。病好後，在加拿大的父親給我一筆錢，我就在香港軒尼詩道開了一家商 店。不久，一群中山同鄉來探我，大家都是同情共產黨和游擊隊的人，便一起組成「中山青年聯誼會」，我是幕後領導，不出面。 解放後，受陳的 指示，我出面組織了「聯青歌詠團」，唱愛國歌曲。當時地下黨的身份都保密。廣州解放前夕，我坐地下黨交通船到惠州，參加廣東支前司令部，我做財政部科長， 不久就遇上解放廣州，國民黨走人，後來又派我出任珠江地委的財政政治部長，管中山及順德一帶。開放改革後我前往香港粵海公司做進口部經理，六十六歲時退 休。（謝曉陽）■ 韋基舜 香港本地成長華人精英，見證上海帶來的衝擊與共產黨的文化活動。 我父親是越南華商，後來在香港開藥廠。四九年時，我十六歲，在華仁中學唸書，家住跑馬地。還記得從四八年底開始，國共內戰非常激烈，已有大量移民南下香港，我的印象中，能夠來的，不少都是有錢人。像一些上海商人，他們就帶著金條來。 我 那時也經朋友介紹，認識了一名上海來的女孩子，還常陪她到銅鑼灣、北角一帶新開的上海菜館吃鍋貼。有時候，我們也會到山頂「西人區」的牛奶公司飲冰和吃三 文治。當時牛奶公司的餐牌都是英文的。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建政後，那位女朋友的家人便以為大陸和平穩定了，帶她回去，從此，我們都沒再見過了。 當 時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頻繁，多以工會、歌詠團、讀書會等形式出現。我當時讀英文學校，沒有參加那些讀馬列書籍的讀書會，參加的多數是唸中文中學的同學，還 記得有一些讀書會在灣仔舊樓的天台，當時各幢樓的天台是打通的，開會前虛張聲勢，就有警察來趕，學生就從天台離去。（謝曉陽）■ 萬榮勝 新界原居民，四九年港人對百萬難民開放及接納，至今以此為傲。 一 九四九年的香港新界，鄉村都是稻田，圍村依山而建，山間寧靜，渺無炊煙。我在粉嶺平輋村的生活在四九年前後並沒兩樣。有一天，我正下田，隨意看看四野，突 然感到山上不同了，怎麼多了一些帳篷及木棚屋，還有炊煙；他們就是我到石湖墟（新界一個大市集）賣米時人家說的中國變色的逃亡者嗎？我當時沒想什麼，一樣 的種稻米，一樣的田埂。後來木棚越搭越多，他們不偷不搶，搭間屋住就由得他吧！我們的穀也偷不動，不打穀哪有米！ 我是新界平輋村第二十四代原居民，家族在平輋已五百年，世代務農。記憶中的四九年，家裏不常吃到白米，也常吃蕃薯，所以也很了解南來人的憂患。我在新界的耕種日子越來越艱辛，五六年我只好到英國唐人街餐館打工，現時我在英國已有自己的餐館，退休後每年回港短住。 我仍以一九四九那段日子為榮，香港人很開放，沒抗拒這些人，既來了就讓他們在這裏生活。（朱一心）■ 唐翔千 香港政務司長唐英年之父，在港延伸江浙紡織工藝及上海傳統人脈。 若 不是一九四九，上海解放，我就不會來到香港。五零年我從美國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後，江浙一帶的工廠不少已關閉或重組（直到五三年進行民族資本家改造），與 雙親商量後，我改變回國的決定，轉到香港；初來時我在銀行任職，心裏卻懷抱唐家無錫布莊五代相傳的傳統理念──實業興國利民。 在港工作三 年後，我存下第一筆錢，匯合一班朋友，重拾家族紡織實業，辦了一家小工廠。第一次合作未幾便拆夥，不過，我骨子裏是個開創者，未幾又與安子介及周文軒等， 創辦一家有二百台紡織機的中型紡織廠，經歷十八年，終於創立自己的紡織加工廠──半島針織廠有限公司，結合紡織染製衣整套生產線。之後我嘗試引入及改良棉 花，並主動改用中國原材料。我感到不少四九年南來的創業者有一份與現代人不一樣的精神，就是堅持「實業救國」。走到八十年代，為適應潮流，我再創辦電子工 業美維集團，經二十年的努力，集團現已進入高端科技的行列。（朱一心）■ 朱文璞 四九南下國軍，來港入住調景嶺難民營，後衝出調景嶺赤手打拚。 六 十年前我的名字並非朱文璞，我是來港後改名換姓的，至今我仍不想披露真名。我曾是南京中央大學學生，十六歲參加太湖抗日游擊戰，一九四二年又以學生身份參 加中國遠征軍新三十八師，隨孫立人將軍抵達緬甸，後撤往印度蘭姆珈基地整訓。當年跟隨孫立人將軍的國軍，今天都已老去，我也住進護老院。 我於四六年本已退役，四八年又被徵召入反共青年救國軍，而後遭到解放軍全面的清剿，上海市政府原新四軍的有關領導念及太湖抗日游擊戰的情誼，遂替我們共五十人辦理赴港證件，我從一九四九年開始伺伏，等待機會，五零年隻身坐火車來港。 到港後跟隨戰友入住調景嶺營，在那裏雖然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隨處飄揚，但部隊的建制和番號已經完全混亂。為了生存自救，我不願依賴救濟，遂選擇離開調景嶺，雖然不懂廣東話，但在部隊學會駕駛，獲得香港啟德機場運輸沙石的泥頭車司機工作，開始在香港落地生根。（朱一心）■ Mark Williams 香港土生土長英國人，來自中國海關高級公務員家庭。 六 十年過去，我仍感到一九四九年那份不安埋藏心底，在我歡愉的童年裏留下了斷肢的難民的身影。在那動盪的年代，我每天都愛在半島酒店對面的YMCA籃球場打 球，但擦身而過的大人都在談論國共戰況。我和母親走進電影院看唐老鴨動畫，開場前仍是戰爭新聞，眼前共軍已追到一處山邊，開槍和追截…… 我 是香港出生長大的英國人，父親Leonard Williams是中國海關（前稱大清皇家海關，一九一二年改為中國海關，實由英法美三國派員合管，二九年後職權擴充至海關及郵政管理）的高層，父親的海 關船曾與走私者駁火，開了一百八十七槍，獲得英國政府頒授英勇勳章。五零年中華民國政府把中國海關取消，結束一百二十年的中國海關，父親也因此失業。 我心裏的香港是個獨特的地方，大家在這裏最終感到生活很安全。一九四九，那年許多人都在談論中國打來了，但最後很多人都沒離開，像我父母，最後都選擇了香港。（朱一心）■ |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4472350941/02ae3.cfm
朱文璞
四九南下國軍，來港入住調景嶺難民營，後衝出調景嶺赤手打拚。
六十年前我的名字並非朱文璞，我是來港後改名換姓的，至今我仍不想披露真名。我曾是南京中央大學學生，十六歲參加太湖抗日游擊戰，一九四二年又以學生身份參加中國遠征軍新三十八師，隨孫立人將軍抵達緬甸，後撤往印度蘭姆珈基地整訓。當年跟隨孫立人將軍的國軍，今天都已老去，我也住進護老院。
我於四六年本已退役，四八年又被徵召入反共青年救國軍，而後遭到解放軍全面的清剿，上海市政府原新四軍的有關領導念及太湖抗日游擊戰的情誼，遂替我們共五十人辦理赴港證件，我從一九四九年開始伺伏，等待機會，五零年隻身坐火車來港。
到港後跟隨戰友入住調景嶺營，在那裏雖然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隨處飄揚，但部隊的建制和番號已經完全混亂。為了生存自救，我不願依賴救濟，遂選擇離開調景嶺，雖然不懂廣東話，但在部隊學會駕駛，獲得香港啟德機場運輸沙石的泥頭車司機工作，開始在香港落地生根。（朱一心）■
虐人又自虐的婚姻 一夫一妻制在合法化男女交媾的同時，也一併將嫉妒和佔有慾提升為值得表揚的善行
十二月 30, 2009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一向以「忠於家庭」和「熱愛家庭生活」的「住家男人」（family man）形象促銷產品而大受廣告商歡迎的高球天王「老虎」伍玆（Tiger Woods），自婚外情曝光之後把自己隔離起來，擺出一副「痛定思痛」和「靜思己過」的姿態，並向公眾發表道歉聲明。在一個由電視台、小報與狗仔隊兼任道德警察的社會，大名（fame）與惡名（infamy）、名人（celebrity）與罪人（sinner）從來就只有一線之差。任何人兼備名人與罪人的雙重身份，必然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寵兒（media darling）。難怪伍玆的風流韻事越揭越多、越揭越臭，他的「人氣」卻不跌反升。 其實對伍玆這類一方面長期在壓力下生存，另一方面又「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天之驕子來說，縱慾自有其難以抗拒的邏輯和誘惑。你若要相信這類人會為妻子「守身如玉」，便必須像看無線的電視劇或者好萊塢的電影一樣，抱著一種「願意暫時信以為真」（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遊戲心情。不管稱之為義憤填膺的「通姦」，還是帶點浪漫色彩的「婚外情」，這種行為若真的是罪過，就是一種大多數人只要有機會都會犯的罪過（a crime of opportunity）。一夫一妻制（monogamy）既是人類偉大的發明，以及一股穩住社會的重要力量（stabilizing force）；但同時又令現代人更難從性當中得到真正的愉悅和滿足。 英文有「bitter wisdom」一詞，形容一種從痛苦經歷與難堪遭遇提煉出來的敏銳與睿智，接近張愛玲所說的「心酸眼亮」。婚姻是何等痛苦的經歷與多麼難堪的遭遇，從有關婚姻的名言雋語之多，以及從這些所謂妙言妙語（quotable quotes）咀嚼出來的苦澀和滄桑，可見一斑。的確，古今中外的騷人墨客、名士大儒，很少在這個題目上無話可說。他們對婚姻的論說，或令人叫絕，或叫人噴飯；或道盡做人妻子之淒涼，或說破為人丈夫之慘烈；大多是對婚姻作為一種人類行為與社會制度的含蓄批判（implicit critique）。 當張愛玲說，沒有愛情的婚姻等於長期賣淫，她揭露的是妻子的首要責任是要為丈夫提供性滿足；婚姻可以沒有愛情，但不能沒有性。的確，婚姻之所以沒有像恐龍那樣被時代淘汰，它的持久力（staying power）與它的功能性/性功能是分不開的，那就是它替人類其中一項最基本的需要——性慾——找到最穩定、最可靠和最方便的滿足。 可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在合法化（legitimize）和常態化（normalize）男女交媾的同時，也一併將嫉妒和佔有慾人類這兩大劣根性和惡癖，提升為一種值得表揚的善行和美德；並美其名地稱之為對伴侶的忠貞（fidelity）。西諺有云：「要維繫一段婚姻，關鍵在於不要做任何伴侶無法饒恕的事情」（Marriages depend on avoiding the unforgivable），這當然是指通姦了。誠然，一個丈夫不管怎樣克盡厥職，一旦被妻子發現「不忠」，他的優良「業績」馬上就會一筆勾銷，從此被定性為「衰男人」。至於一個紅杏出牆的女人，所承受的千夫所指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比起「行差踏錯」的男人更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此可見，獨享伴侶的身體，而非虛無縹緲的「愛情」，才是婚姻的真諦。問題是按照婚姻的遊戲規則，你若是要擁有伴侶身體的主權（sovereignty），便要同時放棄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autonomy）。婚姻是既虐人又自虐、讓你同時做奴隸與主人的荒謬劇場，難怪絕頂聰明的錢鍾書將它比喻做圍城——城裏的想出去，城外的想進來；結了婚的想回到當初戀愛的時候，戀愛中的渴望為對方戴上幸福的指環。 婚姻令奉公守法的尋常男女互相簔殺，這不是好萊塢電影《錯對黆家》（The War of the Roses）的大話西遊。馬克吐溫一早已經說過，所有的夫婦都想殺死對方，但投入與認真的程度各異（All husbands and wives are trying to kill each other; they only differ in how hard they try）。■
